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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是你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国家里。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城市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应用程度最高的国家。在数份报告的统计中，中国的数字化试点城市都超过了500个，城市治理领域的人工智能渗透率绝冠全球。

数字城市，体量巨大的“智力游戏”

与外国的零星试点和循序渐进相比，中国的“经济开发区”模式往往会给出很高的产业预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在4月印发的《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 2019 年中国的云计算产业规模要达到 4300 亿。而像武汉和重庆这样积极推动数字化的城市，他们自己设想的让数字城市驱动的智慧产业的规模就超过了1万亿。一场体量巨大的“智力游戏”正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这么大的大规模，体现在哪儿?

目前在数字城市的应用中，智慧交通和大数据安防是成绩斐然的两个领域。治理拥堵自不必说，用数字城市的理念治理交通最开始是美国人给纽约想的点子，放在中国可算是解了燃眉之急。比如说深圳市，深圳拥堵最严重的时候，高峰时期每平方公里汽车密度510辆，部分路段时速只有10Km/h。通过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安装监测设备，让城市交通的情况了变成云端能够分析的数据。数字城市的分析结果有效地指挥了信号灯、违章拍照等等交通治理功能。以前是车看灯，现在是灯看车。根据车流安排信号。今年，深圳反而成了一线城市里最畅通的一个。相关区域平均车速提升了15%。

而在智能安防领域呢，因为有一系列公安部牵头的“天字头”工程，效果就比较多点开花了。比如今年歌神张学友就因为连续有8名逃犯在他的演唱会上被抓而获得了“逃犯克星”的称号。事实上，根据公安机关的披露，逃犯是在演唱会附近触发了“智能感知警务系统”，视觉识别和智能安防立了头功。

当然，数字城市的应用远不止这些。实际上，只要是能被计算的产业，都能用在数字城市上。天津就采用了智慧环境技术监控城市电网，通过合理分配能源，从2015年开始，每年的万元GDP能耗都能降低6%以上。

然而，相比这些闪光点，中国各地的数字城市计划也摆脱不了一些“中国特色”。比如规划上重技术轻战略，尤其欠缺整体思维和远景思维。在中国的数字城市建设规划里，“城市治理”占到了很大的比重。然而太强调“治理”极有可能导致数字城市的碎片化。因为，使用数据“治理”城市的大多是政府部门。长此以往，数据全在政府机构里转，甚至在个别部门里转，无法汇集成真正的大数据。城市的数字建设如果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就会导致各自为政，缺乏长远的规划。事实上，中国的数字城市规划中，有超过十年规划的只有长春和大连两个城市。而有明确的3年、5年、10年整体规划的，也只有大连一家。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事实上，应该把数字城市建设看成是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对于商业和经济的促进作用应该突破“远程审批”、“在线办理”等一些老的套路。把数据用起来，催生出一批能用数据解决问题的企业。比如数据分析、数据设备生产、数据整合企业、甚至是数据标注的劳务型企业。当基础设施畅通之后，智慧经济也就有了土壤。

当然，在城市数字化的道路上，也并不是只有华山一条路。入局的各大玩家都给出了自己的方案。Oracle和思科等IT公司就比较喜欢做功能性的整合，而BAT这类互联网巨头则会突出自己的运算优势，像华为这样的通讯巨头就更明白搭建好数字城市的基础设施对整个智慧产业的推动作用。比如，9月6日-7日即将在济宁召开的“云聚产业 数赢未来”云产业合作高峰论坛上，华为就召集了各城市的管理者分享实践经验，和云计算领域的前沿企业一起探讨不同地区发展数字城市的可能性。

被忽视的“数字城市”产业链

提高效率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数字城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提高商业效率只是整个数字城市产业链中的一小部分。

上面说过，数字城市是智慧产业的基础设施。事实上华为有一个“黑土地”的比喻。就是当一个地区的数字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智慧产业才会破土发芽。什么是“黑土地”?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城市的网络覆盖率，互联网和物联网的传输速度，传感器的种类和分布，数据的自由度和整合度，平台是否统一等等。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很基础的事情，然而恰恰这些才是衡量一个城市数字化程度的重要参数。在数字城市领域领先的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纽约等城市也无一不是先从建设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开始，而后才逐渐在此基础上开展智慧产业链的建设。一般来讲，互联网企业倾向于输出计算能力，所以更喜欢谈应用层面的事情。而华为曾参与到全球各地的数字建设之中，不同的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全局性的视角。

从全局视角来看，整个数字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从设备制造和维护的工人，到数据分析和运营的工程师，再到扎根于数字产业的企业，都需要大量的岗位。台湾大学报告显示，智慧行业会削减一些政府服务类岗位，但是会创造包括安装、维护、协调在内的智慧型岗位。多项数字城市的功能叠加，就有可能在几年内将就业率提高3%。

硬件拉动的是就业岗位的增长，而软实力则真正起到助推产业的作用。说到底，数字城市是一个智慧人群领导的变革。许多城市设立了首席数据官的职位。波士顿设立了一个分析部门，而芝加哥则组建了一个数据科学小组。召集人才的目的是推动产生能够直接服务市场的机构和部门，让数字城市在本地解决问题，然后将解决问题的方法辐射到其他地方去。

顺理成章地，更大的市场留给了数字城市的先行者们。那些率先发展了数字城市产业的城市，会获得宝贵的“直接服务市场”的机会。也就是说，先得到经验的人，就有机会把自己的经验输出给别人。

麦肯锡调查得出，全球范围内即使是像阿姆斯特丹和纽约这样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有三分之二的空间有待提高。而中国有500个亟待数字化的城市，并不是每一个都适合北上广和BAT的模板，区域细分和垂直是一个永恒的需求。在数字城市领域，率先走出来的二三线城市将有机会成为新的领头羊，培育出新的独角兽，这才是城市数字化带来的真正机遇。

在数字城市的概念之下，高达万亿的产业链浮出水面。在这块智慧经济的沃土之上，正群雄逐鹿一般快速崛起数百个新的希望之地。穿透那些被忽视的行业细节，哪座城市能够率先冲杀出来，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新经济领域新的高地。